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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丹枫】树槐(小说)

日期:2022-4-19(原创文章,禁止转载)

回到老家的第二天,母亲偶然地跟我提到了她——树槐。

人的记忆真是奇怪,无论它有多好,无论你的生活交往多么繁杂,接触的范围有多广博,你都不可能全部记得。而有些事有的人,不管在你的记忆里尘封了多久,只要有人提起,特别是那些让你痛苦让你高兴的人或事,你很快就能记起。并且,很快就会沿着记忆走下去,那些事或人,就像发生在昨天,那么清晰,那么真切……

这话还得从三十多年前说起。

一九六四年,由于我父亲工作的调动,全家也搬到了一个叫“双兴”的小镇。因此,我们两家便成了那种东西院的邻居。她家在东。不知她的父母为什么要给她起这么一个名字。要是一名男孩,还可勉强,可她一个女孩子,叫树槐。每次听到她的父母喊她,我都是把“树槐”听成了“淑华”。再加年龄太小,对名字之事,几乎就不太留意。

她跟我同年生的,都是七岁。不过与我相比,她好像要小一两岁。个子又瘦又小,穿的也不好,头发又焦又乱,就像一团沾满了油污的乱棉纱,白花花的虮子一串一串地挂在头发上,很多的虱子也在那团焦乱的棉纱里钻来钻去。有时头上实在痒得太厉害了,就两只手插进头发里,在头皮上使劲擦擦地挠几下。那双手也脏得要命,好像总也不洗,一点也不像小女孩的手,黝黑黝黑的,指甲里藏满了泥土和污垢。鼻涕总挂在嘴边,有时流到嘴里了,就用衣服袖子抹一下。她的两只衣袖,结满了又黑又油亮的污痂,就像上了一层油漆。

她的父母都在生产队里劳动,为的是到年终能挣回全家的口粮。如果是一个劳动力,家里人口又多,年终一结算,没有不“涨肚”的。所以,她的父母每天起早贪晚地出工,很少能顾得上家。她有个比她大几岁的姐姐,身后还有两个更小一点的妹妹。她的父母一上工,把个家就全扔给她的姐姐了。她的姐姐不但要照顾妹妹们,还要做家务,农村的家务活很多,每天做也做不完。尽管她的姐姐早过了上学的年龄,可是面对这样的家庭,她还能走进学校吗?

对她,她的姐姐也常常照看不过来。每当我在外边玩时,她就会不声不响地溜过来,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,总想跟我一起玩。我嫌她脏,又是个女孩,每次都不带她。或许就是因为这,后来我们两家熟了,只要我在外边惹一点祸,犯一点错,她总是第一个告诉我妈。因此,在她的出卖下,我挨过不少揍。

那就算是我们的童年吧。相比之下,我还是要比她快乐得多,幸福得多。

那天,母亲缓缓地说着:

“树槐结婚至今,一晃十几年了,一直没有生育。当初,公婆和丈夫对她还很好。穷人家出来的孩子,长得又好看,手脚又勤快。可是,一连几年,不见她生育,看过不少医生,吃过不少药和偏方,还是不见效。夫家是个独子,两位老人就盼能抱个孙子,将来好接香火。可她,咳,水灵灵的一个姑娘,现在可见老了,才三十几岁,猛然看去好像快五十了,真是可惜了。”母亲见我不说话,以为我还在听。

一九七二年,我十五岁了。那一年,我的个子长得特别快,差不多已长到了一百七十厘米。声音也发生了变化,但要说春心萌动,还没有达到。那时的青少年,不像现在成熟得那么早,什么事都瞒不过,什么都知道。我那时特傻,每天上学到学校玩,回到家里,放下书包,又找小哥们儿玩,因为家里根本就没什么活。

这时,树槐不再跟我们玩了。她的姐姐出嫁走了,把家里的活全都扔给了她。而她的母亲在这八、九年里,又生下了三个女孩。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一说,何况她的父母一直盼着男孩。这下,她要照顾五个妹妹,还得做家务,比她姐姐那时还要累。或许,是家庭环境不同,或许,是过早的生活磨练,反正她再也没有时间玩,也很少看见她走出她家的院子了。

那两年,我很少注意到她。

每天,我跟一帮半大小子玩得风风火火的。家里没活,只要不犯错,父母才懒得管我呢。直到有一天,也就是我刚上高一的那一年的夏天。我从学校放学回家,一进屋便发现有点不对劲,其实,也说不上哪儿不对劲。因为,来的人也算不上是客人。屯邻论的,我该叫她三姑。前后院,差不多经常来。但这次不同,我进屋后,叫声:

“三姑,串门呀。”

还没等三姑做答,放下书包,转身就想走。

谁知,母亲说话了:

“小林,先别忙着去玩,你三姑有话说呢。”

“哦”。

我应了一声,只好坐下。

“看你,这几年个子长的,大老爷们儿了。三姑今天可不是串门的,是给你介绍对象来了。给你说个媳妇你要不要哇。”三姑道。

我一听这话,立时羞个满脸红,忙说:

“你说什么呀,我还没长大呢,等我长大了再说吧。”

说着,我站起来,又想走。

“你老实坐着,我还没说完呢。”三姑又道。

母亲看了看我,不由暗暗地笑了。说:

“我看这事够戗。”

“嗨,我说你们娘俩,我这是做好事呀。小林听着,那姑娘就是你们邻居树槐。你看树槐姑娘这两年长得,水灵灵的大个,眉清目秀白白嫩嫩的那么好看。你每天都能看见的,就没有注意?她把家拾掇得干干净净,五个妹妹也让她收拾得利利索索。她可比她大姐强多了,她大姐太窝囊。这么手脚勤快,长得又俊秀的姑娘,你到哪……”

没等三姑说完,我急忙打断道:

“不干,不干,不干……”我一连气说了好几个不干。

“嘿!臭小子。人家树槐长得不俊俏?不好看?那个儿,那身段儿,跟别的姑娘比差在哪儿?”三姑道。

“不跟你说了,反正我不干。”

说完我站起来,拉开门急忙逃走了。至于后来到底怎样,我就不知道了。因为我玩够了,傍晚回家,母亲再也没有跟我提过。

“哎,你想什么呢?”

不知什么时候,母亲发现我在走神,便提高声音问道。

“啊,没什么,我想起了小时候。”我答道。

“那时咱们和她家住邻居,她总想跟我玩,我常常不带她。其实,也不完全因为她身上脏啊什么的,主要是她爱告状。每次我淘气或做错什么事,她都告诉您和爸爸,而您和爸爸不是骂我一顿,就是打一顿。所以,我特恨她……”

一九六六年的秋天。有一天,我和几位小哥们实在无事可做了。当时全国上下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正在轰轰烈烈,学校已经不上课了。每天不是搞斗争,就是大批判。开始我感到新鲜好玩,可过了一段日子后,觉得没意思,也就很少参与了。待着没事干,于是我们小哥几个商量,要干件大事,坐火车去北京,去见毛主席。本来这件事很机密的,不知怎么泄漏的消息,被树槐知道了,她告诉了我妈。

那个时候,我还不到十岁。全国各地都非常混乱,丢失甚至死人的事经常发生。跟捍卫无产阶级革命政权,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相比,丢失或者死几个人,根本算不上什么事。

我妈一听这事能不急,要是跑丢了,或出了什么事,到哪去找。因此,我妈在“小特务”(我给她起的,她太爱告密)的带领下,急急火火地找到了我,不由分说,把我一顿好揍。之后,把我和几个小哥们儿都带了回来。他们不敢不跟着回来,我妈说他们要是不回去,就告诉他们的父母。我的小哥们儿看我都挨揍了,他们哪还敢不听话。那回是我最恨她的一次。倒不是被打得重,而是当着我小哥们儿的面。

记忆中最深的还有两次。

一次是逃学打鸟。一九七0年,学校已开始教课了。说是教课,老师并不严格,课堂上的纪律非常混乱。有时上课,那一科根本就没有老师。学生不用心学,老师也不用心教。那个时候,普遍认为学习没什么用。于是,有一天放学,我约好了几位同学第二天去水库打鸟。翌日,我吃过早饭,偷偷地用书包装了一书包夹子,和几位同学很小心地去了水库。不知怎么还是被树槐知道了,我本来是很隐蔽的。父母从不允许我逃学,他们认为,多学点知识,将来总会用得上。不用说,我回家后又被狠狠揍了一顿。这次是父亲打的,母亲在一边“加刚儿”。母亲越“加刚儿”,父亲越生气。父亲越生气,打的就越重。那天,我被打得真的好惨啊。

另一次,更惨。起因是我跟几个小哥们儿赌钱,一二三分的。要是现在,根本算不上赌。那天我是牌顺命不顺,我们四个玩扑克,三打一,我共赢了四毛多钱,他们仨一直欠着不给,耍赖皮,我气不过,便同他们仨打了起来。我以一对三,可惜,他们仨齐上都打不过我。正在我大显威风的时候,忽然,耳朵被人揪住了,紧接着一声怒骂:

“好小子!吃饱了把你撑的!你可真出息呀,什么不好学!学赌钱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

母亲一边气呼呼地骂着,一边揪着我的耳朵往回走。我偷眼看时,她也跟在身后。我一边跟母亲往回走,一边在心里恨着树槐。这次准又是她告的状,不然,母亲怎么会知道。

这回,我被“修理”了两遍。回到家里,母亲先来了第一遍,很重,也很痛。父亲下班后,母亲告诉了父亲。那时,父亲的脾气不像现在,大概是被那场运动给闹的,有火就着。父亲一听这事,二话没说又给我来了一遍。这次更重,连骨头都感到了痛。按说该完了吧,没完,接着这顿教导,真令我终生不忘。事后我问大妹,果然是她。

过去岁月留下的印痕,就好像在我的记忆里,涂上了一层永远也不退色的油彩……

我仿佛又看见了她,那个没有上过学,整天操持家务,接替姐姐管理一个农家,照看妹妹们的树槐。那个长大了,长高了,整齐而又清洁,有着许多好奇和神秘的树槐。那个非常俊美,秀丽(她确实很美,这点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否认,在我所见的女人中,她的俊俏还真能占上一个显著的位置)的树槐。看她乌黑乌黑的头发,你怎么也不会跟一团乱棉纱联系到一起。两条辫子又长又光滑,已下垂至臀部。她的两只大眼睛黑亮黑亮的,就像晴朗夜空里的两颗星星,并且还是最亮的。说起话来,再也不像小姑娘时,嗓子又尖又快,叽叽喳喳个没完了,而是又细又慢,又轻又柔的。或许是照看妹妹们,整天同妹妹讲话,习惯的吧。也可能是长大了,不知不觉矜持了吧。

大概也就是从这时起,于不觉中,偶尔我也对她留意一下。最让我印象的,还是她那一对发育特大的乳房。每当无意中听到有的女人,用羡慕的口气称赞她的乳房时,我就特别的反感。总认为乳房大跟老娘们儿似的,不像姑娘样。当时,人们的审美观点不似现在,特封建,特保守。

其实,我是从心里不肯原谅她。

那时我已上高中了。邻居嘛,不管情不情愿,每天还是要碰上几次的。每次相见,她总是先跟我说话,又总是能找到可说的内容。而我的回答常常都是很简单,很少的几个字,“嗯”“是”“对”“有”“不”等。可她似乎就像不觉,每次依然都是那么热情。我的心里却不一样,我认为,她现在是在跟我套近乎,早先害我,现在又没事似的装正经,我才没那么好骗呢。

不久,父亲工作的单位有了公房,我们一家便搬到了小镇的东头。因为镇子不大,有时就在什么地方碰见她。每次,我都想装成看不见,好不同她打招呼。可她,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碰见,总是先来一笑,然后轻轻柔柔地说:

“大林,干什么呢?你爸妈都好吧?”

我的回答通常只有一个字,“嗯”。之后,又匆匆地跟哥们儿跑走了。我知道,如果不走,她还会有话。有几次,我回头看时,见她还在原地静静地看我。可能她是在羡慕我没有家务,没有负担,无忧无虑的自由吧。

一九七四年,中学毕业后,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整天傻玩了。父亲说:

“得找份工作,帮我养家了。”

那时工作好找,几乎每个单位都缺人,除了领导不缺。父亲一连给我找了好几个单位,我都不愿去。有邮递员,商店售货员,牲畜屠宰工,货物装卸工等等。我是感觉这些职业对我都不合适,究竟想要干什么,一时又拿不定主意。当兵也不愿去,吃点苦倒不怕,主要是受不了那份管制。后来我在各单位打短工,打短工有打短工的好处,在这个单位干得不顺心,可以换个单位,要是正式职工就没有这个自由了。

日子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流逝,一晃就是两年。在这两年里,我还到外地打过工,至于找个正式职业,还是没有打算。

那年的夏季,有一天我去商店的路上,又碰到了她——树槐。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下,从她那件花格衬衣里,裸露出来的双臂和脖颈,白腻腻,鲜嫩嫩的光洁。像什么呢?不知怎么形容,没上过文学,肚子里的词汇就是少。

看见她后,不知为什么,鬼使神差的,我竟站下了,而没有像以前一样溜掉。她好像比两年前长得更漂亮了,见我站下她也站下了,还是先那么无言地一笑。奇怪,还没有说话,我的思绪就开了小差,对她微笑时露出的上下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很惊异。她从不刷牙的,像所有大多数农村青年男女一样。因那时的生活实在太困难了,在我认识的农村同学朋友中,没有一个是每天刷牙的,就连他们的父母也没有,有的人家甚至连洗脸用的香皂都没有。可她的牙齿是用什么办法保持得那么好的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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